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郊，得名于所葬明代十三位皇帝。当中，万历帝定陵的命运使人至感扼腕。数十年前，该陵在考古技术尚甚匮乏的情形下轻率开挖，大遭毁损；后更历文化大革命，所葬尸骨被挖出公开批斗、挫骨扬灰，一点无存。黄仁宇先生曾游览已开挖而尚未历文化大革命的定陵，一睹万历尸骨，并将感受及其历史分析写入其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之中。

步进这桃花全非、空洞无物而寒气渗人的寝陵，重读《万历十五年》，很难不让人感慨系之。帝制中国的皇帝只有一种核心意义：礼仪。万历被风风光光抬入生前亲自拣选、亲命修筑的墓地，却被百官阻挠，无法跟他在情感上有深切联系的女子长眠。他的死亡与安葬，符合帝国礼制、完成了文官集团期望。原名朱翊钧的万历是谁、死后谥为神宗显皇帝的是谁，都不重要，重点是他没有逾越儒家礼制，安躺在他的地宫中，圆满自足地演出他在礼制中应有的角色，构成这文官礼仪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伦理上，他是九五之尊，拥有国家、富越四海、统领天下；礼制上，他为国表率、指点百官、治理四夷；但实际上，他无异中国象棋中的将帅，不过是紫禁城区区一名囚徒。

皇帝给人的印象是至高无上、权与天齐。朱翊钧以为自己取得了祖宗的地位，可以永垂不朽。谁知，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朽的，到现时为止，只剩他最坚固的皇陵仍在抵抗腐朽的必然终局。他的皇权、皇位、皇国，他的肉身与尸骨，早已被命运所摆弄而朽灭不存。他当然已非九五之尊——连九五之尊一词亦已连同帝制中国消亡。明朝早已灭亡，土地容或依旧，他的皇国、国界却一去不返，再没有谁会为他忠心守陵。在新中国，朱翊钧已沦为文物，与各种牛鬼蛇神一起，也与那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一样，被当成远逝中国的丑陋与耻辱。红卫兵——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命运本身，将这个称为万历帝的尸首文物拖出那个让他本来难得终享安息的地下玄宫，先是鞭打侮辱，然后挫成碎片，然后放火焚毁。这个被命运谱写成一则冷笑话的人，以炙热的方式替这则冰冷笑话划上句点。他生前死过一次，死后长眠数百年，大概自己也猜不到需要再死一次——以此方式完成尘世的最后一道礼仪。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朱翊钧总算长眠了、安息了，一如黄先生言，不再有感觉了，不然，他就要遭受生时甚至死后亦未曾受过的痛苦与屈辱。

想着黄仁宇先生的描述、想着朱翊钧的一生及死后遭遇，一步步走进定陵地下玄宫，看着那副或已非原物的空棺，我想象，我是否可以为他的遭遇留下一点叹息。他的命运述说了永恒不变的主题、全人类的共相、人的自主与命运的残酷。在地宫爬楼梯离开之时，我自觉实在无权怜悯朱翊钧。怜悯乃是由上而下。当我觉得神宗显皇帝可怜、受困、终生乃至死后都不得自由、受命运摆弄，我是站在自由人的角度去思考囚徒境况。细心想想，我俩岂非同等？连贵为天子、统领天下、九五之尊的他都只是天地囚徒，是命运的一则冷笑话，那么我的生命凭甚么比他更重？我凭甚么自觉比他拥有更多的自由？尊、贵、荣、圣等等，都是古中国乃至现代社会不可轻用的尊敬词，而在当时普天之下最配得起这些词汇的朱翊钧，那个在生前死后的而且确肩负着这些重词的朱翊钧，却以他毕生甚至死后倾尽全力演出命运这则笑话。他以生时肉身演出旧帝国礼仪，而以死后尸骨演出新中国礼仪。自登基开始，或说，自出生以来，他就注定了不单纯是朱翊钧，而只能是所有的其他。就像《地海古墓》中的「阿儿哈」，他被食尽了，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他是万历帝，死后变成神宗显皇帝，但他永远都不能单纯是朱翊钧，他荷承朱翊钧之名而无朱翊钧之实。朱翊钧这名字，在历史上赫赫留名的是万历皇帝，而他死后，以明神宗显皇帝的身份活着。他只能是万历帝，不能是其他。

明人杨慎说「傀儡棚中搬弄」，也许，我们每人充其量只是在演出命运写定的剧本。那些自觉摆脱命运摆弄、活得轻松自在的自由人，都不过是习惯了命运枷锁的重担而已。因此，我不能怜悯万历，世上每一个人都不能怜悯他，因为他的遭际只是全人类的共相。只是他贵为帝皇，我们轻易留意到他的剧本，却无视千万人类都受命运所摆弄的悲剧。

在定陵回北京市的巴士车站，我感到全身承当了朱翊钧生前死后的命运煎熬，而精神则与他同在，因此无法久站，必需找个地方坐下，休息沉淀。不料，一位坐在附近的小哥搭讪，我们开始简单交谈。原来他是巴士乘务员，每天来回北京市与十三陵。我感觉，他不一定了解定陵里的本来是甚么，也不一定清楚知道定陵在新中国的变化，又或许对此一切已颇感麻木。不然，应难如此轻松跟我这位显是游人的过客搭话。然而，我却无比感谢他。本来，自步入陵区以来我一直沉浸在对残酷命运的思考中，那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将我从各种情绪中救拔出来。古人说「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其实那是观者自告奋勇，感性地替外物赋以感情然后自我陶醉。树本身当然不会为人间离别感到哀伤。同样道理，哀悼命运的我，也无须为早失感知能力的朱翊钧感到怅惘。我与乘务小哥当然也演出着自己的悲剧，不同的是，这位小哥显然没有以悲剧人物的方式活着。对他来说，背后那一份是否悲剧剧本、他自己是否演得入神，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命运巨轮下按自己所享受的方式活着。没有人可以摆脱命运的枷锁，但我们可以尝试选择面对的方式与方法。也许，自万历入葬至今逾四百年，定陵的终点不是命运的摆布，而是在何种状貌之下，我们都能以无愧于天地、无悔于自我的方式穿戴起命运脚镣，在生命舞台翩然起舞，活出生命的欢欣。

（文／陈柏嘉）

[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