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霉爛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明十三陵位於北京市郊，得名於所葬明代十三位皇帝。當中，萬曆帝定陵的命運使人至感扼腕。數十年前，該陵在考古技術尚甚匱乏的情形下輕率開挖，大遭毀損；後更歷文化大革命，所葬屍骨被挖出公開批鬥、挫骨揚灰，一點無存。黃仁宇先生曾遊覽已開挖而尚未歷文化大革命的定陵，一睹萬曆屍骨，並將感受及其歷史分析寫入其成名作《萬曆十五年》之中。

步進這桃花全非、空洞無物而寒氣滲人的寢陵，重讀《萬曆十五年》，很難不讓人感慨繫之。帝制中國的皇帝只有一種核心意義：禮儀。萬曆被風風光光擡入生前親自揀選、親命修築的墓地，卻被百官阻撓，無法跟他在情感上有深切聯繫的女子長眠。他的死亡與安葬，符合帝國禮制、完成了文官集團期望。原名朱翊鈞的萬曆是誰、死後謚為神宗顯皇帝的是誰，都不重要，重點是他沒有逾越儒家禮制，安躺在他的地宮中，圓滿自足地演出他在禮制中應有的角色，構成這文官禮儀帝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倫理上，他是九五之尊，擁有國家、富越四海、統領天下；禮制上，他為國表率、指點百官、治理四夷；但實際上，他無異中國象棋中的將帥，不過是紫禁城區區一名囚徒。

皇帝給人的印象是至高無上、權與天齊。朱翊鈞以為自己取得了祖宗的地位，可以永垂不朽。誰知，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不朽的，到現時為止，只剩他最堅固的皇陵仍在抵抗腐朽的必然終局。他的皇權、皇位、皇國，他的肉身與屍骨，早已被命運所擺弄而朽滅不存。他當然已非九五之尊——連九五之尊一詞亦已連同帝制中國消亡。明朝早已滅亡，土地容或依舊，他的皇國、國界卻一去不返，再沒有誰會為他忠心守陵。在新中國，朱翊鈞已淪為文物，與各種牛鬼蛇神一起，也與那潮濕霉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一樣，被當成遠逝中國的醜陋與恥辱。紅衛兵——或者更准確點說，是命運本身，將這個稱為萬曆帝的屍首文物拖出那個讓他本來難得終享安息的地下玄宮，先是鞭打侮辱，然後挫成碎片，然後放火焚毁。這個被命運譜寫成一則冷笑話的人，以炙熱的方式替這則冰冷笑話劃上句點。他生前死過一次，死後長眠數百年，大概自己也猜不到需要再死一次——以此方式完成塵世的最後一道禮儀。惟一值得慶幸的是，朱翊鈞總算長眠了、安息了，一如黃先生言，不再有感覺了，不然，他就要遭受生時甚至死後亦未曾受過的痛苦與屈辱。

想着黃仁宇先生的描述、想着朱翊鈞的一生及死後遭遇，一步步走進定陵地下玄宮，看着那副或已非原物的空棺，我想像，我是否可以為他的遭遇留下一點歎息。他的命運述說了永恆不變的主題、全人類的共相、人的自主與命運的殘酷。在地宮爬樓梯離開之時，我自覺實在無權憐憫朱翊鈞。憐憫乃是由上而下。當我覺得神宗顯皇帝可憐、受困、終生乃至死後都不得自由、受命運擺弄，我是站在自由人的角度去思考囚徒境況。細心想想，我倆豈非同等？連貴為天子、統領天下、九五之尊的他都只是天地囚徒，是命運的一則冷笑話，那麼我的生命憑甚麼比他更重？我憑甚麼自覺比他擁有更多的自由？尊、貴、榮、聖等等，都是古中國乃至現代社會不可輕用的尊敬詞，而在當時普天之下最配得起這些詞彙的朱翊鈞，那個在生前死後的而且確肩負着這些重詞的朱翊鈞，卻以他畢生甚至死後傾盡全力演出命運這則笑話。他以生時肉身演出舊帝國禮儀，而以死後屍骨演出新中國禮儀。自登基開始，或說，自出生以來，他就注定了不單純是朱翊鈞，而只能是所有的其他。就像《地海古墓》中的「阿兒哈」，他被食盡了，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己。他是萬曆帝，死後變成神宗顯皇帝，但他永遠都不能單純是朱翊鈞，他荷承朱翊鈞之名而無朱翊鈞之實。朱翊鈞這名字，在歷史上赫赫留名的是萬曆皇帝，而他死後，以明神宗顯皇帝的身份活着。他只能是萬曆帝，不能是其他。

明人楊慎說「傀儡棚中搬弄」，也許，我們每人充其量只是在演出命運寫定的劇本。那些自覺擺脫命運擺弄、活得輕鬆自在的自由人，都不過是習慣了命運枷鎖的重擔而已。因此，我不能憐憫萬曆，世上每一個人都不能憐憫他，因為他的遭際只是全人類的共相。只是他貴為帝皇，我們輕易留意到他的劇本，卻無視千萬人類都受命運所擺弄的悲劇。

在定陵回北京市的巴士車站，我感到全身承當了朱翊鈞生前死後的命運煎熬，而精神則與他同在，因此無法久站，必需找個地方坐下，休息沉澱。不料，一位坐在附近的小哥搭訕，我們開始簡單交談。原來他是巴士乘務員，每天來回北京市與十三陵。我感覺，他不一定了解定陵裏的本來是甚麼，也不一定清楚知道定陵在新中國的變化，又或許對此一切已頗感麻木。不然，應難如此輕鬆跟我這位顯是遊人的過客搭話。然而，我卻無比感謝他。本來，自步入陵區以來我一直沉浸在對殘酷命運的思考中，那短短幾分鐘的交談將我從各種情緒中救拔出來。古人說「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其實那是觀者自告奮勇，感性地替外物賦以感情然後自我陶醉。樹本身當然不會為人間離別感到哀傷。同樣道理，哀悼命運的我，也無須為早失感知能力的朱翊鈞感到悵惘。我與乘務小哥當然也演出着自己的悲劇，不同的是，這位小哥顯然沒有以悲劇人物的方式活着。對他來說，背後那一份是否悲劇劇本、他自己是否演得入神，都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命運巨輪下按自己所享受的方式活着。沒有人可以擺脫命運的枷鎖，但我們可以嘗試選擇面對的方式與方法。也許，自萬曆入葬至今逾四百年，定陵的終點不是命運的擺佈，而是在何種狀貌之下，我們都能以無愧於天地、無悔於自我的方式穿戴起命運脚鐐，在生命舞臺翩然起舞，活出生命的歡欣。

（文／陳柏嘉）

[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