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端正教授——桂林街时期的师生关系、学风与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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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因为先生和同学很多都是外籍人，他们都是到来逃难，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他们走在一起时，大家很亲密；而且同学来到桂林街后，没有课都可以在学校停留，所以师生关系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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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校细小，课程开得不多，同学少，很多课程大家各院各系都一同修习。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新亚精神」亦是在艰苦中养成。同学一般来说，都是受师长的影响；而当时，桂林街时期的新亚书院先生阵容之大。贫穷归贫穷，但很多在大陆逃难来香港的，学校虽然经费很少，甚至有些先生只领非常微薄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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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0至1953年新亚书院历次文化讲座之讲者与讲题清单>
而且那时学校举办文化讲座①，是免费的，请他们来，大家讲。那些大师之多啊，香港大学据闻都吓怕；因为当时新亚书院的教授那么厉害，我们受到师长的训练，受到各方面学者的影响，大家都抱有一种国家民族的意识、历史文化的意识，大家彼此如兄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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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一起，而且举办过很多活动。这些同学日间在学校读书，多数都是免费的；同学交不出学费就申请免费，学校已经穷，学生又穷。所以同学受到学校的影响，我们曾经主动地 … 桂林街新亚书院日间上课，晚上课室是没用的，我们同学就办了一个新亚夜校②，就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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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4年8月24日，新亚夜校师生话别会照片；第三排左四为唐端正>
同学在街上到处看到擦鞋童、乞丐，便告诉他们：「上去读书吧，不用付费！」同学就在夜间借新亚书院的教室，办新亚夜校；这间夜校办了十多年，到后来新亚书院得到美国耶鲁[大学]的支持后，搬出去后，一直还是新亚夜校。当新亚书院未完全迁出[桂林街]之前，都在办新亚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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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单办新亚夜校，同学间唱京戏、办京剧表演；甚至开音乐会，我们借用圣德肋撒堂，开了一个音乐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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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2年4月20日，由新亚同学组成的歌咏团在圣德肋撒堂举行音乐演奏会之照片>
同学只有数十个，大家那时什么都做。同学除了办壁报，学校有文化讲座，我们同学又有演讲会④。而且那些同学受社会影响，1949年，很多知识份子走来香港办学校、办杂志，作各种政治活动；当时有所谓「第三势力」，多到不得了，各种各样的杂志、社团。所以那时，新亚书院虽然在桂林街，但其音信遍及周遭，同学到处活动。那些教授来到新亚，任教了数个月，到了外国，又再宣传新亚书院。所以，新亚书院好像千军万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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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求学时期我们所受到的影响，甚至我们所参加的课外活动。同学之间，我们刚刚所讲的，自愿地办学。甚至参加很多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学习班，都是讨论国是的。大家都很有兴趣，反正去参加那些，有时开完会后就有一顿饭吃，有一顿饭吃很重要的，那时候大家穷到不得了。所以到处活动，经常。当时除了什么《中国之声》、《民主之火》，各种的刊物，还有《中国学生周报》，四处办报的。有很多同学后来都直接参加这些杂志社、那些学习班。
– 本节访谈稿完结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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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1950年冬至1956年冬，新亚书院共举办146次文化讲座，讲座在周末晚上于桂林街校舍举行，开放与社会人士听讲，讲题涵盖文史、经学、哲学、宗教、教育、艺术、政治、经济、科学等范畴。唐君毅先生曰其主事的新亚文化讲座「初意并非纯学院式的讲会，而在启迪听众对中国文化问题、世界学术之一般认识，及人类前途之关心」。孙鼎宸编，《新亚文化讲座录》（香港：新亚书院，1962）；刘国强、郭文德，〈新亚书院简史〉，收入《奋进一甲子—新亚书院历史图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09），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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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新亚校史馆展品中，包括香港政府教育司1952年颁发予新亚夜校的执照，按此「知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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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此处应指1952年4月20日在圣德肋撒堂青年会举行的音乐演奏会，由新亚同学组成的歌咏团献唱。习舜，〈我们的歌咏团与音乐会〉，《新亚校刊》创刊号（1952年6月），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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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当年新亚同学办壁报与演讲会之情形，可参立群，〈课外生活纪要〉，《新亚校刊》创刊号（1952年6月），页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