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端正教授——早年新亞及其師生的艱苦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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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的創辦，就是由數位窮書生促成；錢先生、唐先生這些人都是逃難南來香港的，在香港社會沒有人事的關係。因此，最初創校得到王岳峰先生經濟上的支持，租了桂林街61、63、65號的三、四樓來辦。最初以為很好，但是第二年，王岳峰先生就破產，經濟上再不能夠支持新亞。大家想想，這數位窮書生怎樣維持打開了局面的新亞書院呢？當時又要交房租，又要兼顧學校的開支，又要開給教師的待遇。甚至一些校役都沒有的，當時校役都是找同學實行勤工儉學，來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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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學生很多都是從大陸逃難下來。他們逃難下來，沒有地方住，就住在現今的調景嶺，當時名叫「吊頸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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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2年2月，新亞同學往訪在調景嶺之中小學任教同學之照片；右三為唐端正>
這是一個很荒蕪、曾是墳場的地方；當時有一個救濟總[會]①，救濟難民。很多我們的同學住在那裏，宿舍不夠住，就躺在墳場上。他們當時由調景嶺走到桂林街上課，下課後趕不及回去，就在桂林街樓梯轉角的小方塊上睡覺。當時的同學很多也在教會裏，禮拜日就可以進教會休息片刻。但他們入讀新亞之後，覺得進新亞比進教會好，因為教會只有禮拜時才方便入內，但入讀新亞呢，就可以有一個地方稍作停留，甚至晚上睡在樓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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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同學，當時住在調景嶺的那些，每人有六元月票，吃一個月飯，救濟總會支持的。很多同學去了做苦工，甚至馬鞍山上有一個礦場，都去做工；到荃灣開掘道路，做土木工。所以，先生就是窮書生，學生又是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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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先生多數說國語，當時本地的學生很少。第一，他們不知道這間是甚麼學校：「那麼差勁的！數層樓就能辦一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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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新亞書院大學部」牌匾照片>
當時我們自稱「新亞書院大學部」，但一般社會上的人不知道、不懂。所以，學生的來源很多都是逃難下來的青年。我算是廣東人，也是廣州過來的，但是聽他們的國語，慢慢學習。最初，錢先生的話很難聽懂，比國語更難聽懂——他的無錫口音——但聽着聽着也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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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學校是很艱苦的，同學也是很艱苦的。我當時和同學午餐的時候，去桂林街附近的一條街，有一間餐室；兩毛錢兩塊方包，兩毛錢一碟牛油，我們兩個人就吃一塊方包，牛油大家分來吃，有很多同學六元吃一個月。所以同學都是很艱苦的，都是那時逃難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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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了維持經費，向所認識的朋友尋求捐助，但所認識的朋友多數都是逃難下來的，本地人不認識的。而且捐了一兩次，亦無以為繼。當時學校非常困難，作為總務長的張丕介先生，他沒辦法維持的時侯，只好將太太的首飾拿去典當，當了之後勉強維持。這就是艱苦的一些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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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街時期雖然很艱苦，但結果到後來，錢穆先生去台灣，得到台灣方面的資助，就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維持到我畢業那年，1953年，美國的耶魯大學就涉足香港。因為當時[雅禮協會]有一筆資金，要繼續援助中國社會，以前在長沙辦醫學院的，這筆款項。盧定教授，當時的耶魯大學教授，認定新亞書院是一個最值得[雅禮]援助的團體。所以後來，新亞書院就得到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的資助，接着有哈佛大學，其他地方都來幫助。所以，新亞書院在1953年之後，情況就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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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2年，新亞書院第二屆畢業典禮之照片，前排右二作為唐端正>
那一年剛剛也是我畢業那年，我是1949年入學，1953年畢業。1953年，新亞得到美國的援助。
– 本節訪談稿完結 –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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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處唐教授原話為「當時有一個救濟總署」。當時向調景嶺難民提供援助的主要機構，為1950年於台北成立、簡稱「救總」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為免與同樣簡稱「救濟總署」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或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混淆，將之修正為「救濟總會」。劉義章、計超，《孤島扁舟：見證大時代的調景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頁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