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端正教授——早年新亚及其师生的艰苦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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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的创办，就是由数位穷书生促成；钱先生、唐先生这些人都是逃难南来香港的，在香港社会没有人事的关系。因此，最初创校得到王岳峰先生经济上的支持，租了桂林街61、63、65号的三、四楼来办。最初以为很好，但是第二年，王岳峰先生就破产，经济上再不能够支持新亚。大家想想，这数位穷书生怎样维持打开了局面的新亚书院呢？当时又要交房租，又要兼顾学校的开支，又要开给教师的待遇。甚至一些校役都没有的，当时校役都是找同学实行勤工俭学，来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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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学生很多都是从大陆逃难下来。他们逃难下来，没有地方住，就住在现今的调景岭，当时名叫「吊颈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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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2年2月，新亚同学往访在调景岭之中小学任教同学之照片；右三为唐端正>
这是一个很荒芜、曾是坟场的地方；当时有一个救济总[会]①，救济难民。很多我们的同学住在那里，宿舍不够住，就躺在坟场上。他们当时由调景岭走到桂林街上课，下课后赶不及回去，就在桂林街楼梯转角的小方块上睡觉。当时的同学很多也在教会里，礼拜日就可以进教会休息片刻。但他们入读新亚之后，觉得进新亚比进教会好，因为教会只有礼拜时才方便入内，但入读新亚呢，就可以有一个地方稍作停留，甚至晚上睡在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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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同学，当时住在调景岭的那些，每人有六元月票，吃一个月饭，救济总会支持的。很多同学去了做苦工，甚至马鞍山上有一个矿场，都去做工；到荃湾开掘道路，做土木工。所以，先生就是穷书生，学生又是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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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先生多数说国语，当时本地的学生很少。第一，他们不知道这间是什么学校：「那么差劲的！数层楼就能办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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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新亚书院大学部」牌匾照片>
当时我们自称「新亚书院大学部」，但一般社会上的人不知道、不懂。所以，学生的来源很多都是逃难下来的青年。我算是广东人，也是广州过来的，但是听他们的国语，慢慢学习。最初，钱先生的话很难听懂，比国语更难听懂——他的无锡口音——但听着听着也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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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学校是很艰苦的，同学也是很艰苦的。我当时和同学午餐的时候，去桂林街附近的一条街，有一间餐室；两毛钱两块方包，两毛钱一碟牛油，我们两个人就吃一块方包，牛油大家分来吃，有很多同学六元吃一个月。所以同学都是很艰苦的，都是那时逃难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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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了维持经费，向所认识的朋友寻求捐助，但所认识的朋友多数都是逃难下来的，本地人不认识的。而且捐了一两次，亦无以为继。当时学校非常困难，作为总务长的张丕介先生，他没办法维持的时侯，只好将太太的首饰拿去典当，当了之后勉强维持。这就是艰苦的一些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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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街时期虽然很艰苦，但结果到后来，钱穆先生去台湾，得到台湾方面的资助，就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维持到我毕业那年，1953年，美国的耶鲁大学就涉足香港。因为当时[雅礼协会]有一笔资金，要继续援助中国社会，以前在长沙办医学院的，这笔款项。卢定教授，当时的耶鲁大学教授，认定新亚书院是一个最值得[雅礼]援助的团体。所以后来，新亚书院就得到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的资助，接着有哈佛大学，其他地方都来帮助。所以，新亚书院在1953年之后，情况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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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952年，新亚书院第二届毕业典礼之照片，前排右二作为唐端正>
那一年刚刚也是我毕业那年，我是1949年入学，1953年毕业。 1953年，新亚得到美国的援助。
– 本节访谈稿完结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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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唐教授原话为「当时有一个救济总署」。当时向调景岭难民提供援助的主要机构，为1950年于台北成立、简称「救总」的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为免与同样简称「救济总署」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或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混淆，将之修正为「救济总会」。刘义章、计超，《孤岛扁舟：见证大时代的调景岭》（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页40-42。